议他们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时候设法进行联系。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总是夹杂着悲剧色彩。但最惨的案件要数年轻人纳简斯基的案件;一个改变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贸易代表团的船运组工作,我们早就识别出了他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他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与苏联政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沾了点亲戚关系。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的监视人员看见他在伦敦公园与一个姑娘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