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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彼得，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又来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论。

但是后来他的攻击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把人力和物力从D 处三科调开。开始时我被迫反击，到琼斯那里去告状，把人重新要回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这样斗。D 处三科的研究任务行将结束。唯有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搁在一边已经三年多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要重整此案。连年的紧张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该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爱好;务农。

我决定在我退却之前至少应该和汉利来一次正面交锋。我去见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挤走。他声明不存在故意为难的问题。只是因为D 处三科太庞大了，并且指责你们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说你们忽视了像对大臣的安全状况作出估价这一类虽不起眼，但又相当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给我一个人来做这些案头工作吧。

但汉利却拒绝了。

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认，但是你能肯定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忌恨这类工作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否认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干的吧？我说，你看过那份档案没有？

窗纸给捅破了。我回到办公室找出调查哈里特案件的档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汉利看：流畅报告引起的对中级间谍的搜捕；猎取高层间谍一案的搁置；D 处三科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有关的调查；访问他的精神病医生等等。

真没想到，他一边翻看这些档案一边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受命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满腹酸楚地对他说，如今事儿快干完了，他们却想把当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们，忘掉我们做过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机密的沉重负担只由区区几个人肩负着，这件事给了汉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对D 处仅有的知识还是出自他五十年代处理波兰事务的那段经历。为了把D 处的工作搞好，必须有人给他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了他面临的问题。他非常直率，我为此而敬重他。他还是想要拆散D 处三科。他对我说，D 处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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