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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节。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任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诺曼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时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旧。

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们同在一个时间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没用了，我也同意。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说，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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