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们真的高明无比，别人都一文不值。我常常从心里感到厌恶，可是除了他们，我再没有别的地方，别的朋友了。而且也喜欢听他们讲一些奇闻逸事，因此还是常常跑去跟他们一块消磨时光。

家里人不允许我这样，反对我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大家对我的“落取”象是犯了极大的过错一样忧虑，一再追问为什么会考不上。他们的猜测令我难堪：“是不是态度不好”，“一定是没有跟干部搞好关系”，还有“鸣放”的罪过。他们的话也许不无道理，我却不肯承认。既是考试，就应该按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怎么能跟“态度”、“关系”、“鸣放”扯在一起。我实在听不进去，心里烦躁，越发变得态度不好。

我何尝不感到痛心，国家培养我十二年，我还不能符合国家挑选人才的要求，这不光是我个人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但为什么“落取”？我也说不上，难道我考得不好？这不可能。多少比我学习差的同学考上了，其中两个还是在我帮助下才勉强毕业的，也考上了。那么，是政治上的原因？我真不愿这样去想。直到后来才知道：学校人事干部早就在考生报名表上，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等条件，按甲乙丙丁分类。也就是说，能否考上，可以进哪一类学校，早就判定好了。考试成了蒙人的手段，成绩不是主要的，甚至是无用的。可以说能否上大学是由别人来安排，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种以所谓“政治条件”取生的做法，始于1957年的高考。那一年先是推迟发送通知书的时间，后来是出现考生接到的通知书出了许多“差错”：有的收到的是某大学的，但信封里装得却是招生委员会的“落取通知书”；有的信封是招生委员会用来装“落取通知书”的，却装得是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的是信封上的大学与录取的大学不符的。看来这一切都是在瞬间改变的，仓促的连信封都来不及更换，据说也有个别“漏网”的。到了1958年的高考，已是正正规规进入“政治选取法”，一个也“跑不掉”。

知道这些，我实在无能为力，心里也乱得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又得不到，我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散慢，作为旧社会没落青年象征的颓唐、苦恼、彷徨，一时都在我身上出现。呆在家里什么事也不想干，日记也懒得写，到街上去就想跟朋友上馆子。什么意志呀！修养呀！全不顾了。整天象一个放荡不拘的醉汉，再没有什么规则可以约束自己，再没有什么目标能够鞭策自己。我开始到处找低级趣味的书看，不时去翻弄邮票和火花，以此打发光阴。更可怕是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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