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在看不一定客观。当时我却觉得对我的启发和帮助比我在考试中得一百分要有用得多,它不同于政治课本的说教,也不同于校长在大会上的灌输,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
街长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在扫盲班里毕了业。她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令我钦佩。我想是因为她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对工作、事业的热爱,才使她变得如此能干。
看到这样的人,我又增强了信心和希望,感到活着是有意义的,平凡的工作也可以锻炼一个人,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知识。“落取”后那种无聊颓唐的生活不再出现了。
1958年是最热闹的一年,不光是各种“卫星”接连“上天”,“人民公社化”又鼓舞了一些想“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人,有了突发异想“大胆创新”的机会。有人要“好心”地“砸锅毁灶”,“兴办群众食堂”,让大家一起来过“共产主义生活”,解决“后顾之忧”,彻底“解放生产力”。于是“群众食堂”“遍地开花”,本地也不例外。10月11日街道党支部决定让我去担任“群众食堂”的会计,说这是个光荣的任务。支部的决定也是对我的信任,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也担心会永远被“钉”在街政府里,当个群众干部,并不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没有拒绝,我只是希望以后能再分配一个正式的工作。
正当我满怀期望,走进新生活,准备用行动来重新塑造自我的时候。又一场无情暴风雨扑到我身上,而且是倾盆直泻,把我淋得浑身湿透,一败涂地。
10月16日清晨,我和钊人正要去食堂上班。路上一位学生交给我一封信,说是螺城一中团委会寄给我的。我急忙拆开,还以为是通知我去工作呢?钊人也在旁边说,一定有好消息。不料,我刚看上一眼,就象被毒蛇咬着一般,大喊一声“开除团籍”,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两只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来复去看了又看,拼命要从字里行间找出差错来,希望“何海生”三个字会变成别人的,以证明这不是真的。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声音已是颤颤抖抖,心里早在哭泣。钊人大概看到我象疯了一般,也吓坏了,或者是因为路人在好奇地观望。他赶紧把我带走。我对身旁的一切已全无知觉。一路上钊人在极力安慰我,替我表示对这件事的怀疑,我却一句也没听清楚。直到开了门,才知道已回到家。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我突然站起来,非要到一中去问团委书记不可。钊人不放心,要我冷静再冷静。我是一刻也不能等待,并希望钊人陪我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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