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坏了,我拉到修车场,想亲自维修,多学点技能。中队长却说我是有意怠工。
12月3日妈妈同欠木的母亲一块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我做梦也想不到妈妈会来。见面时她不停地擦眼泪,两只眼睛早已红肿。她说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音信,放心不下,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好是歹。我不愿妈妈看到我那时的情景,极力表现得快活,我只能说这里一切都好。第二天妈妈替我洗了几件衣服,补好一条裤子,才默默地回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妈妈一离开,我就在背地里放声大哭。
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还在想念。就向中队长请假要求回家看看。他不答应,说我母亲刚来过,有什么好看的。我思乡的情绪越发强烈,晚上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学朋友,我感到再不顺从我的心愿,就要病倒在这里。后来好容易等到中队长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从指导员那里获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没亮就动身,一路上几乎是小跑着回来,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进到城里,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好象许多东西变了样,一时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说我晒黑了,长结实了。我不想多谈工地上的事,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们都说我是大傻瓜,不该自讨苦吃跑到工地去。他们正在街政府响应“全民炼钢”号召,建筑小炼铁炉、办沼气厂,论政治表现比我显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况,街政府根本不关心,我象在盲目敬神,没有一级领导注意到我这一举动。要是万一我犯了错,他们倒是会立即“关心”起来。我有点后悔,不想再上工地。我不怕劳动,也不怕苦,但带有强制性的干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没有电影、没有书、没有朋友,对我来说日子也是难熬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后人家会说我是经不起考验逃回来的。去容易,来可不容易,工地随时在追讨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已经超假三天,多亏朋友替我打了一张病假证明,我才能回去。
回到工地的当天晚上,中队长果然怒气冲冲地到工房来训斥我:“何海生,你为何超假,我要让大家‘辩论辩论’。”所谓“辩论”,在当时就是批判斗争。我拿出医院的证明,他一时语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么,自言自语道:“这些知识分子就会搞花招。”工房里的民工会心地对我笑了,可我一点不觉得开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问团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我们的街长也来到水库工地,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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