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弥补几个月来可怕的孤单。当小女满屋子在爬上翻下，时而搬动椅子到桌上来帮大人“干活”，时而把抹桌巾放在面盆里学妈妈洗衣服、擦桌椅。我感到人的生命正在时刻不停地向上伸展，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愿小女的将来不再遭遇我的苦难。

过了春节，我又回“宣传队”去。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只有我和另一位也是受审查对象的按时归队。我们照样干些打杂的事。在不知底细的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我们都是上级派来负有使命的“钦差大臣”。一天，几个大队“造反派”半夜跑来敲门，报告说有人“下海投敌”，被他们抓起来，请示“宣传队”要如何处理。当天队长他们都不在家，我如果不予理会，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应该维护“宣传队”的威望，不能让别人看出“宣传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一些人“自身难保”，我穿上衣服就跟他们出去了。

他们带我到半山腰的一间旧寺廟里，里面竟然关押着十几个“阶级敌人”。早听说，大队“学习班”里关着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那些人一不当官，二无“铁饭碗”，凭力气吃饭，还要受到所谓“审查”。只见昏暗的灯光下，地板上东歪西倒躺着一些卷曲成弓形的身子，底下垫着一层稀疏的稻草，连张草席也没有。有人在痛苦地呻吟，突然一声可怕的梦呓吓了我一跳。那个“下海投敌”者正被吊在樑上晃荡，低垂的脑袋说明早已被折磨过。这人原是大队党支书，几年前曾获得“擒敌英雄”称号，他怎么会“下海投敌”呢？此刻我才知道这乡下的“学习班”竟是私设的牢房。比起来，我在县里遭遇到的要算是幸运的。一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竟严厉命令他们把他放下来，等队长回来再说。其实所谓“下海投敌”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些“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早就欲置他以死地，只是“宣传队”干预过，才未能下手。那天晚上他们想再次刺探“宣传队”的态度，要不是我“多管闲事”，那位支书的命说不定早完了。此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后似乎也觉得“多此一举”，当了“囚犯”还不忘党的利益，这也正说明我不是“阶级敌人”的有力证据。然而，我的苦心，当时有谁能理解呢？

同年4月“宣传队”大部分解散，又回到公社去办“学习班”，据说这是个“好办法”，什么事都可以通过“学习班”来解决。这次是搞“一打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整那些“文革”中“站错队”的人，揪“现行反革命”。

接连几次运动下来，许多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6月份开始动员“退职下放”，目的还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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