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份我的病好多了,虽然还不能长距离步行,却能骑自行车。我就把“茶水生意”交给美娟经营,自己将一辆自行车整修一番,换上大号辐条和一个能载客的大后架,准备上公路搞运输。后来居然也载过几趟客人。可是有一天,半路上竟跳出两个汉子,强行拦截我的车子,问我“干什么?”我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亮出一块红臂章,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自行车运输工人,禁止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与他们抢生意。说完便蛮不讲理地把我的顾客夺走,一点工钱也不算给我。真是岂有此理,连这种卖力气的营生也不自由,我这才深深感到,世道实在太艰难。
愤愤之下,我决定返回城里去,找当时那些当官的要饭吃。听说上面已有新的政策,准备有条件地“回收”“文革”中被“退职下放”的人员。既然是他们把我的“饭碗”拿走,就必须再归还给我。
个人的遭遇算不了什么,而且个人的灾难往往连着全国性的悲剧。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终于走过来,感到庆幸和自豪,一点也不怨恨,因为我仍活得好好的。我只是不明白,当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难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把广大青年学生和城镇居民当成政治舞台上的道具,随意搬进搬出,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按别人安排好的路子走去。对政治家来说,这也许是一步“好棋”,是疏导“人患”的最好办法。但人民的疾苦该如何解释。
五、为了生存的权利
回到城里,我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也不够如此。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其实若将他们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赤裸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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