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受到极大的束缚,他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地被夺走。如果他不逝去,最好的结局也许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元老”。上帝终于安排他的形象在人民的心目中永远纯洁高大。他还是作为“第二号人物”逝去的。
那些靠“现代化设备”爬上去的好汉们,高高在上傲视周围的一切。然而那“功绩”十分可笑,在众人眼里没有半点羡慕,只有幼稚的小孩和愚蠢的人才对他们狂呼,就连还在半山腰艰苦攀登的人也卑视他们。任何时候只有经过艰苦奋斗,经历无数次成功和失败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才值得大家尊敬,唯有象周总理这样的革命者;才是一位政治上名符其实的“登山健将”。
总理去逝后,当时许多人在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未来”两个字在人民心中不停地盘旋,政治上的动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年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幸被卷进那场一时难于分清是非的运动中。但是,我却表现了一位革命者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尝到革命者遭遇失败的痛苦和不幸,同时认识了我周围形形色色的人。
那场运动从现在看是荒谬的,甚至是倒退的,但对我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旅程,比起那些识时务的“俊杰”,其实是得到许多。不动,自然不会有自身的过错,因动而有了主观或客观的失错,并不奇怪。幼稚的没有经验的新生,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贵的是它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那些自己不动而嘲笑因动而失败了的人们,才是可悲的,于人类于社会都毫无益处。我虽是损失不小,从整个潮流中,从人心所向中,证实它是错误的,我仍不后悔。即使我曾经无知地支持过被称为“极左”的东西,我还是比那些“聪明”的人更有体会。我从这一认识过程中坚定了信心:社会向着美好的境界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我可以坦率地来谈一谈这一时期我的真正动机,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真面目。
1975年我的那位在县革委会任职的同学被“五不准”在“学习班”里,他曾经在我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同情和帮助。我这人虽无冯谖为孟尝君设计之才,却有侯生为信陵君杀身祭义之德。知恩必报是人之常情,也是道义上应该做的。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安慰他的两位年迈的双亲。我认为地方上的“清查资产风”往往带有派性的报复。那几年的政治腐败,责任不在基层干部身上,是上面政策不一和领导层的权力争斗造成的。现实就是如此,无论谁置身于那种环境都免不了要犯错误。当时对其他人的攻击我尚不明事理,没有发言权,唯独对我同学的诬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来为他辩护。这就难免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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