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看,我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作为一名群众,写大字报提意见,当年即使在平时也是允许的,是宪法赋于的权利。我在大字报里实事求是,没有乱扣帽子,没有恶言相加。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还是承认自己在客观上对当时的运动作了宣传鼓动工作,所谓“推波助澜”,我指的是转抄大字报一事,这一点我可以“讲清楚”。我已准备好接受大家对我的“考验”,没什么大不了的,“文革”中我看那些在台上受“批斗”的人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不象庸人那样无聊地嘲笑他们。我其实隐隐有一点钦佩,只要他在台上还是一条汉子。我这人向来热情、忠诚、坦白,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在我心中永远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愿意负着臭名声;为了它,我可以忘掉那些丑陋的狡诈的害人虫。因为粗暴直率,不懂策略,我成为那些伪君子十分称心的陪衬。我不后悔,因为我十分自信,可以忍受别人对我的不公正。我只在纳闷,怎样才能拨开浓雾,让人们看到真像,怎样才能使真善美的东西得到发扬光大。也许有的人享受眼前的幸福,对于将来,可以拱手相让;有的人追求未来的理想,对于耻辱,也可以满不在乎。
我仍然高贵地尊重我自己,不在别人面前低下头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和别人一样混日子。我知道,有的人会象岐视一个“坏蛋”那样将我作为嘲笑的对象,还因为有人附和而亢奋起来。这种人如果不将别人说得近于愚蠢就无法支撑自己在教师中的地位。我默默地忍受着,就让他把我当作傻瓜吧!我是不该参加这场运动。我在等待那可以畅口高呼,直白心意的时候,可以无所顾忌狂谈的时候。我此时心里另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我在坚持一件别人不知道,也无须让人知道的工作。我的《心迹》已日趋成形,我可以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价值。
1977年12月,我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时医生不时来查诊,护士天天要打针,学校领导却迟迟不来探望。同事害怕被“传染”,确切说担心被牵连,或者因为我是个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来关心。不来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给病人一点安慰,消除病人的无聊,增强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给病人增添麻烦,最实在的还是好好休息。探病者并非人人都关心病人的健康而到医院去,他们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亲属,才被病者的健康驱使着,显出最真切的忧虑和欢喜。病中还得识别形形色色的探病者,对待他们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感谢”。他们不来,我连“感谢”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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