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句话:最可怕的疯狂,不属于真正的疯子,而源于理智者理性的疯狂。
谁知道呢?端方君子,也可能是一张绷紧的弓,过了某个极限的点,就会变成一往无前的箭。
他上前一步说明来意:
“您好,昨天中午我们远远见过一面。
我是祝逸丈夫,能耽误您几分钟吗?”
他讲得平静有礼,但我感到他在以一种威严逼迫我。
怂是我的本性,我习惯性佝偻了背,认命般点了点头,并不介意在小辈面前露怯。
我甚至忽略了他是怎么找上我的,回到家想起才背脊发寒。跟着他往咖啡馆走的时候,我只顾不断提醒自己,再害怕,也绝不能把录音交给他。
谁也不能轻信。
如果非得交出录音,必须由我亲手交给那个叫祝逸的小姑娘。
这是金钱之外,我仅剩的最后一点良心。
我知道这青年找上我,一如我要找祝逸,是为着2069年夏末的那件事。
想起这事,我那所剩不多的良心也会微微发痛,但它被怯懦和卑劣压着,痛得太迟了。
那个夜晚,那家酒楼,那场应酬,我不在场,但我几乎听见了那里发生的一切。
正如我所言,去年,我还是那种“新闻工作者”中最卑劣的一个。
最卑劣,是因为,我甚至没有挖掘猎奇新闻编撰稿子的才华,所以我干着更见不得人的营生——我在公众场所装监听设备,从公众的隐私中,窃取最离奇的秘密。
我们这种人,在“新闻圈”,有个外号:蜡螟。
蜡螟,一种听力很好的,呵,虫子。
做这种灰色地带的活儿,倒不用担心被抓。安装窃听设备的场所,它们的监管者往往与新闻网站达成了交易。流量变现,大家都有分成嘛。那些宾馆、会所、酒楼并不吃亏,监听设备的钱我们出,安装设备的人我们出,被举报了要抓也是抓我们的人。
当然,不会被举报的。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对着音箱,听多个频道的监听内容,来回切,遇到暴力的、奇诡的、扭曲的、色情的,就记录下来,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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