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很远的路哦?这次被取笑也有收获,从此我就知道自来水。爱萍说,就像长江那边的水用水泵打上来,沿着铁管直接流到家里。
阿玲还说“城里人吃西瓜是把西瓜切两半,然后用勺子掏里面的汁吃,不像我们,红的白的全吃掉,皮还要洗了腌着吃”。
“出去了,才知道自己以前白活了呢。”
阿玲没有骗我,凡是出去打工的人,到了年底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他们明显比在家种田的人表情丰富、见多识广。每个回来的人都会说:种田有什么意思,忙活一年要么被旱,要么被淹,能存下几个钱?在城里,好歹还能开个眼,还能存下盖房子的钱。
当每个回来的人都这么说时,更多的人就又加入了离家的队伍。
我挑着水从堤坝下来往村里走,我决心这是今生最后一次挑水,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鬼地方,到外面去,别让自己在这里憋死。
到了我十八岁时,出去的欲望变得格外强烈,我终于像模像样地学了缝纫技术。当然我不爱这个行业,我学这个完全是为了有一样拿得出去的手艺,然后千方百计地做父母的工作。父母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同意我拿到身份证就可以出去打工。
这一天我已经等得很久了,头一晚,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出发了。我背着两个蛇皮袋,一袋是棉被,另一袋是几件像样点的衣服和几本舍不得扔的书。或者说,我的两个蛇皮袋里,一个装着温暖,另一个装着理想。
我沿着江边的堤坝走了两小时到了一个码头,这里不通车。坐了三小时的船后有一个小站,然后我第一次踏上了火车,开往常州的火车。
一星期以后,我已在城里的一条服装生产线上熨衣服了。每两分钟,生产线上就会流过来一件衬衫,工段长在边上不断地催促“快点快点”。我的动作被迫非常敏捷。爱萍在生产线的另一头,即使在边上,我们也没法聊天,走来走去的监工也不允许。生产线上另外的女工也都与我一样,毫无表情或者说带着一脸的焦急。“快干,快干”的意念充斥着我们的手、脑和神经。
这是我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
那天下了火车之后,已是午夜,我似乎觉得城里人像观赏怪物似的看我。两只蛇皮袋把我臊得满面通红,尽管我穿上了我最好的衣服,可还是这儿最土气的一个。我毫不犹豫地扔掉了棉絮和土里土气的衣裳,可是这双穿着布鞋的双脚走在街头,还是显得与周遭的环境极不谐调。爱萍的工厂在什么方位?乘哪路车?我一点方向感都没有。街上真的如人们描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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