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销边缘地区,使那里的很多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淘汰出局。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边缘地区找不到什么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会支付了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成本之后,将进一步流向核心地区。这样的过程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复制后者的产业结构并且与之竞争,只能拱手交出产品深加工的能力和利润,一步步沦为纯粹的原材料供应方。不难想象,一块芯片换几十吨木材,这样的“平等”的市场交换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也正在中国的富区和穷区之间出现。
落后地区可以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高附加值农业等等。但只要相关消费力仅限于少数富人,与大面积的人口无缘,比如与普通市民与村民无缘,那么生产者就只是在争夺一个很小的市场,高附加值农产品就太容易过剩。反季节瓜菜、鲜花和草木、牛奶和rou鸽,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愿意享受,但在多数人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自然生理需求无法变成市场需求——这就是“需求不足”或者“生产过剩”的真实含义。当生产者一拥而上的时候,物多价贱,物贱伤农,生产什么就积压什么,高附加值可能变成低附加值,甚至是负附加值,进一步削弱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力,形成一种低收入→低消费→更低收入→更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因此,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说法不是不对,但必须以扩大市场需求为前提,以国家加强利益分配调节力度从而使大多数人手里有票子为前提的前提。否则需求持续不足,先行者还有点赚头,盲目跟进者就要大栽跟头。
这就是沿着公路网络而迅速扩张的市场化。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趋势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综合国力。但这种趋势的另一面将是各种资源的加速流动,如得不到有效调控,便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东部与西部已加剧了横的差距。竖的差距近年来也触目惊心:五级财政结构中,顶端的中央财政金潮滚滚,县、乡两级财政却寒风习习,借钱缴税成了基层普遍现象,只是一直被各种“政绩”掩盖。这两种差距交织的结果,一方面是很多人“消费升级”,狂购奢侈品和囤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求学、求医、求生的困难——连广东这样的富省都有相当多的市县拖欠职工工资。不管是依据哪一种统计,中国已逼近或超过贫富差距的危机临界点。
市场能自动造就公正吗?能自动带来均富和普惠吗?
一国之内的市场尚不可能,全球市场就更不可能。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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