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市场经济底线。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年度评选?
评胜选优不讲公共利益,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学家业余的道德空谈。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被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诸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是以小利损害大利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有一些统计盲区,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口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情如此特异,理论就不可照搬。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鹦鹉学舌的后果肯定无“齐民”之效,反有误国与祸民之虞。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创新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这是一个紧迫而切实的起点。
关于市场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流行标语,出现在很多田头村口,当然是很好的说法。但“修了路必然富”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道路通达之处可能富,也可能穷。据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道路越来越多。
在没有交通便利以前,一个中国乡下青年结婚成家,几千元的家具开支只能就地消费,让当地木匠来赚。一旦有了公路,这笔钱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进入广州或者上海家具商的腰包,那里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约化生产之下也一定价格更廉。这就是路网拓展以后购买力向经济核心地区集中的寻常例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地区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治优势将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其商品反过来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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