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小说,并不辞劳累地写下这些字来。文字是理性的产物。你运用文字,实际上就已经把感觉筛滤了,分解了。这样你训练了自己的理性,却损耗了自己的不少感觉。因此我不得不费力来译解你这些字,揣度你内心中那些情绪化了的意思。
揣度别人是很困难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甚至揣度自己也未见得容易多少。《女女女》写过这么久了,尽管我现在能尽力回忆当时写作的心境,但时过境迁,当时心境是绝对不可能再完整重现了。因此作者的回顾,事后的创作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创作情状复合,是并非不值得怀疑的。人不能把脚两次伸进同一的流水里。任何心理活动,任何创作,也许都具有“一次性”。
还是来谈点别的吧。你提到的禅宗、东方神秘主义等等。我知道,在现在一些文学圈子里,谈佛谈道颇为时髦。我并不认为研究宗教——这一份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作者来说是不必要甚至是很危险的,也不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将很快消亡。只要人类还未能最终驾驭自然和人类自己,还不能铲除杜绝人类一切刺心的人生矛盾,人类的灵魂深处就还会隐着某种不宁和茫然,就还会有生成宗教的基础。即便是一种精神鸦片的麻醉作用,对于某些缺乏勇气和力量来承受痛苦的人,要麻醉就让他们麻醉吧。这样做不是很人道吗?不就是医生们常干的事吗?但我对宗教又不无怀疑。我不喜欢它们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种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善。康德说:道德是一种自我律令。任何迫于外界权威压力而不是出自内心的道德行为,都只是伪善。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爱好政治,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是爱好宗教。他们没有爱,只有欲。他们的事业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取衣食的手段而已。香港一位大法师在他的著作里也说过,只有极少数的教徒才是真正有宗教感的。这想必是实情。
比较起来,禅宗的中国味道和现世主义色彩,使它显得可亲近一些。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法无法,念无念——你不觉得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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