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做钱”等等,让人匪夷所思。
小学问可做,大学问不可做。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学问和知识。他们哪怕从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据,生动的原创力也来自生命的深处,透出人的血温、脉跳、价值观以及亲切的情感,成为一种人生的注解和表达,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文与人一,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文学就是人学……凡此等等的评鉴,曾经指示了典范的特征,测定出昨天的标高。
一个中国人想到孔子,脑海里肯定首先不是学问,而是一种东方式的导师风貌:清高而勤勉,坚强而严正,硬得像块石头,始终承担社会责任并热心教育,似乎总是穿着有点式样古怪的长衫,坐着牛车奔波列国不可而为地宣传理想,拘泥小节有时却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远离厨房远离女人远离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们对孔子的这些印象,不一定与野史或正史有关,而是来自《论语》本身的人格内蕴。
还有尼采。尼采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毋宁说更是一种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语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后人逐一透析,字字确解。但他字里行间迸发出来的孤独、绝望、极度敏感以及无处倾泻的激烈,是任何一个读者不难感受到的。“上帝死了”,不是他在书斋里的推究,不过是他心灵的一道伤口,是他的长期的脑痛和半失明的双眼,是他对社会普遍性伪善浑身发抖的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瘦马时迸涌的热泪。
尼采的脑子坏了。大学问家在一般人眼里,总是有脑子坏了、不够圆通、不够机灵的感觉。
人与文不可分离,故有汉语词“人文”。古往今来的人文济济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认,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着恒久影响力的作品,决非小聪明和技巧所能支撑。学问越研究到后来,越接近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烧,智慧和情怀融为一体。对于那些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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