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驱来说,他们在孤灯长夜里面临的重大选择,不是想什么的问题,而是愿意想什么的问题——情感和人格总是成为思维的路标;不仅是怎么想的问题,更是怎么活的问题——“想法”是“活法”的同义语。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常常为此把自己逼入险恶,逼入一辈子的困顿,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作品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和取舍,都适宜用人来命名: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雨果主义,甘地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而在更早以前,曾经主导人类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经》差不多就是史传,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迹记录,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读本。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以人来命名主义才渐渐显得有些罕见了,渐渐为人们不大习惯了。人与文的关系,似乎不再是简单而鲜明的主从关系或者从主关系,源流关系或者流源关系,体用关系或者用体关系。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隐退和模糊,已经无关紧要。文过其人,文远其人,文悖其人,这一类现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别了个体手工的时代,遗留着手温并且印刻着工匠独特标记的成品日渐稀有。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名:诸如“后结构”或“后现代”。人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作或消费一百个主义,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这些主义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变化最早出现在建筑和摄影——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机器,也需要很多钱,最容易一步步沦为工业资本的器官和部门,改变文化的个体手工性质。不难理解,人就是在这些领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踪。美国的a·沃霍尔,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同时用五十张彩色和黑白的梦露头像拼贴新作,用汤罐头和肥皂盒装配新作。他发现原作的意义已不存在,原作就是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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