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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晓泉不是土生土长的潭城姑娘，但她在这里打拼多年，金锣巷对于她这个外地人而言，也是半个娘家。

当年年晓泉进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 “老杨理发店”里做学徒。

“老杨理发店”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儿，老一辈的行当没有招牌，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只有一个大门朝西开。

店里人来人往多是熟客，一大早，带着自己泡了茶的印花搪瓷杯往店里一坐，阔绰热闹，聊起天来，你一言我一语，话题天南地北，轻不牵涉各自短裤内衣的颜色，重不问候对方记忆中凶悍的老母亲，家国天下事，话头一起，总能得到几句附和，似乎不管是批判谁家不爱洗碗的老头，还是同情哪个又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国家，都显得很有参考性。

“老杨理发店”那时的店主老杨是这一片街区的剪头技术骨干。

老杨平时喜欢分析国际形势，年过七十收了年晓泉这么个徒弟，又多了个跟人炫耀自己“后继有人”的乐子。

他的妻子郑老太太是当年把年晓泉从车站捡回来的人。

郑老太太年轻时是工人，一辈子热爱劳动，嫁给老杨之后，成了金锣巷的风纪检查员以及吵架委员会会长。

老太太在金锣巷江湖地位颇高，一片街区的婚丧嫁娶都与她有关，前后忙碌几十年，男同志见到她下意识都要搂紧裤腰带，如果不是后来查出恶性肿瘤，她不得不退出江湖，年晓泉兴许还能被她培养得更像样一点。

年晓泉跟着老太太来金锣巷时刚满十七。

老太太把她当半个孙女养活，一个月开出工资六百多，包吃包住。

住的地方就在小店楼上，是间五六平米的杂物间。里头放着一张木板单人床，还有一张樟木小桌，推开窗能听见后巷豆腐西施的吆喝，关上窗也有对门小姑娘练习二胡的靡靡之音，间或带上几声小夫妻的争吵，抑扬顿挫，都是夹杂带英文的。

那时候首都正要举办奥运会，潭城作为二线省会城市，有样学样，居民们的学习热情分外高涨，大家为表现自己的博学好客，吵起架来，也都很负责的懂得加上两句鸟语。

老杨两口子鸟语说的不好，所以就时常需要向高中毕业的年晓泉请教。祖孙仨到了晚上，围着餐桌抬头看，电视里放着歌舞升平的新闻联播，桌上摆着红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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