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娶就娶刘巧珍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中国青年最为躁动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文明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像贾平凹说的那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扒掉农民的皮”的思想观念造成了高家林选择了“叛逆”：高家林的父亲“快四十岁上才得了你这个独苗，生怕你在活人这条路上有个闪失”但无法阻止高家林发出“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的反抗，和“我不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在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的善意的嘲讽和走进城市的事实，顺德老汉和高玉德代表的农村文化尽管对高家林爱得深切，但无疑城市对他有更大的诱惑，反抗、叛逆和改变是高家林的回报。

农村无疑是闭塞和封闭的，但又不可逃脱的有着某种束缚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刘巧珍的抛弃，暗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挑战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体现出一个农村知识青年追求人生升华的大胆尝试和无畏的拼搏；高家林的再次回家种地似乎又受到了顽固的农村文化的束缚，不能变成“豆芽菜，根上一点点土都没有了”的本土回归与落叶归根“归根结底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落入“种田—城市—种田”的循环模式，路遥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

城市与农村尽管只是地里上的距离和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差异，但对城市的向往和现代文明的憧憬是这代农村青年集体的思想。高家林的浮躁，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时代情绪的集中体现，不是他自己做出的，而是时代赋予的唯一的不可逃避的选择。刘巧珍在高家林提出分手时在泪水中这样表达内心的悲伤与痛苦：“我尽管爱你爱的要死，可是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来表明“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可是面对自己深爱着的人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尽管是感情笃厚的恋人，但在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中成的无形的、坚固的厚障面前也只能屈服“她和亲爱的加林哥差别太大了她只能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尽管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让刘巧珍和高家林一样“去城里”但侧面也做了间接地阐释：刘巧珍跟妹妹学识字“二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实质上就是自己不能到城里去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对悲苦命运控诉、寄托的独白。

电影对刘巧珍的结婚一幕无疑是精彩的描摹，浓厚的陕北文化在电影里得到了最逼真的再现，刘巧珍“旧式的婚礼”似乎是对高家林这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最痛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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