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没有伤害他们并照顾他们感到感激,却对警察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其中,在四名人质中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提娜的女职员,她对克拉克甚至产生了爱情,并在克拉克服刑期间与他结婚。
“社会科学家对这个案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弄清在施暴者和被害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的产生,究竟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据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被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普遍现象,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我问一下。”审判长突然插话道,“你们说的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不是可以认定为是严重的心理疾病?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的那种?”
“是的。”证人点了点头,补充道,“至少在国外是这样界定的,在国内,我也不太清楚你们是怎么界定的。”
“如果让你给出意见呢?”
“我认为,那时候患者可能并不具备行为能力,至少不完全具备行为能力。”证人想了想说。
“好的,辩护人,请继续。”
“证人,我是否可以认为,在所有犯罪行为中,都有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我思索了一下,问。
“并不是这样。”证人摇了摇头,“事实上,我们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有四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患者要切实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至于是不是一定发生并不重要,但患者相信,施暴的人会随时、毫不犹豫地取走他的性命;其次,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患者施以小恩小惠,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比如在绝望的情况下给患者水喝,促使患者对施暴人产生感恩的心理;再次,除了施暴者给出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他的信息患者都无法得到,换句话说,患者处于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