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完全被隔离的状态;最后一点,就是患者感到无路可逃。”
“非常感谢您的解释。”我转向审判长,说,“本案中,我的当事人林琼,曾遭到暴徒们的集体凌辱,在这些暴徒中,其中一人正是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吴英。吴英后来将林琼作为自己的专属物品囚禁起来,使她免于遭受轮奸的痛苦。但她被囚禁的时间长达五年,这五年里,她始终被关在地下室,生命时刻受到威胁,饮食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从地下室脱困后,林琼并未选择逃跑,而是协助吴英作案。证人,从你专业的角度判断,你认为我的当事人林琼是否有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我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证人。
“反对!”吴英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说道,“辩护人提出的是一种假设因果,眼下无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囚禁了林琼,并对她进行了生命威胁。”
此刻,我终于能够体会到老罗的心情了,在证据已经确凿的情况下,他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也是前所未有了。
“那好,我换个提问方式。”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就假设在我说的那种情况下,我的当事人林琼是否有可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鉴别需要专业系统的检查和测试,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我认为,你说的那种可能性并不排除。”证人说。
“谢谢,审判长,我问完了。”
“一号被告人的辩护人,请对证人提问。”审判长说。
“证人,你的结论是否是出于主观的判断?”吴英的辩护人跳出来问道。
“我的结论是出于科学的分析和统计后做出的,并不是你说的主观判断。请不要侮辱我的专业!”证人忍着怒气说道。
“但是对于林琼的判断,我并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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