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警察们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
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沉沉的,他被这一幕幕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支左”去了。两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资格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小些,没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
他所在的城市和全国的所有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革联”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撑的。1960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呢?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称病躲进医院。工作暂时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主持。
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得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的中学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保护起来,干些能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从文书干起,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到1955年部队授衔,李云龙和丁伟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时,而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两杠一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
令李云龙百思不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是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正军级的位子上的?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
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老政委孙泰安住过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1号,您是不是去作一下礼节性拜访?”
李云龙不置可否,却提出了一个另外的问题:“这个马政委在军里排几号呀?”
“当然是2号。”
“这不就得啦,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人握了手,先是寒暄了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先坐下了,用手拍拍沙发道:“坐嘛,不要拘束,随便点儿。”
马天生很有涵养地笑笑,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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