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地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绝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难怪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就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线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找到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
到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都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窗口,这可不会没有来由。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言语。为什么他们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间谍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门口有人一拉铃,一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一个冷颤,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他一遇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了显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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