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17]。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经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下去,“照现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了它负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钱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维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市参议员活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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