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新文化运动

中国人，自己没有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改良尽力。

此后，他便和之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语言学家赵元任开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等问题。

1915年，胡适写了一篇名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比如他举例说，文言称“犬”，而人们口语早已称“狗”；文言“乘马”，而白话是“骑马”。

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大以后，又经常和任鸿隽、梅光迪等人辩论白话诗的问题，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思想，决定不再写旧诗，而专用平白易懂的白话写诗，这也就是后来《尝试集》的由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更有陈独秀的影响。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份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通信中，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所谓八项主张，就是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学革命要从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讲欲字欲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对胡适的这八项主张大为赞许，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有了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收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口气读完，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这不是找到了知音？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后，他唱和胡适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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