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
他所期待的成熟的果子,是社会的变革取得成功,中国随着世界进步的潮流,由一个老旧的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这中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运动很快地兴起,很快地进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很有深刻的反省。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认为,在封建专制政治长期统治下,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只有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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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对五四运动的观察与思考 (第2/2页)
在他看来社会与群众的区别主要是,社会的民众有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而群众仅是散沙一盘,乌合之众。
他曾把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认为西方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
他把中西社会形象地比做矿物,西方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他认为中国的官署、官吏、工商会等都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
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喜欢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这种社会状况生出的恶果,“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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