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王利器被破格录取,表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对研究生录取更多的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而非拘泥于形式。
其二是一视同仁,绝不偏袒北京大学学生。在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过程中,傅斯年即一再强调:“此一组织虽在系统上为北大之一部分,但决不予北大毕业生以特殊之方,研究生之考试向全国公开,其考试委员会组织,亦系内外参合,以明一视同仁之义”
第一届10名研究生中,北京大学毕业生6人,其他高校4人。第二届7名研究生中,北京大学毕业生3人,其他高校4人。第三届5名研究生中,只有1人为北京大学毕业生,其余4人均来自不同高校。
傅斯年实践了他对各高校一视同仁的诺言。
傅斯年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被录取之后,在选择导师和学习地点方面都极为自由,充满民主气息。最初,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研究生因读书之便,一般与史语所住在一起。
1940年秋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仍驻昆明,因此,对于学生选择留在昆明或随史语所至李庄,傅斯年均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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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几乎个个成才 (第2/2页)
如王玉哲最初导师为傅斯年,史语所迁到李庄后,王玉哲仍留在昆明,导师便改为唐兰。李孝定被录取时,傅斯年对他说:“有两条,你自己决定:要看第一手资料,利用丰富的藏书,你就去李庄。想听听较多好老师的讲授,就去昆明。”
傅斯年等人对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原则是: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导师专业指导、学生自主读书学习。
所谓“自由式发展”,就是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和论文选题等有较大的自主权,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互相启发。傅斯年等人为了营造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氛围,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师生轮流担任报告人,相互讨论、辩难。据何兹全回忆:“史语所有个好传统,就是不定期的学术报告……这是学术交流,对每个人的研究也是个督促。”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研究生学习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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