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谕”,敢于拒绝蒋经国迁校的要求。
在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在进、退之间,他们只秉承良心的准则,无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讲是非,不问利害,这是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底线。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长给整个社会提供了道德的表率——社会敬重大学,不光是因为大学传承高深知识,造就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学有道德上的承担。
竺可桢曾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或者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要现在的大学、大学校长成为社会道德重心,太书生气了。诚然,以蔡元培他们的高标准来要求,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今日的大学校长只要主观上有这个意愿,而不是什么时候都顺从上司的意志,对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态,想守住最后的底线,保有一点说“不”的能力,并非是不可能的。
大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乃是因为众人缄口;如果众口喧腾,尤其大学校长都能向先贤看齐,至少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多说真话,敢说真话,那么整个大学的生态就会逐渐改变,大学也就可以重新为自己赢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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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台大是幸运的 (第2/2页)
蔡元培曾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加一句:要有良好的教育,必先有良好的大学;要有良好的大学,就要先有良好的大学校长。
说真话,是大学校长的底线。当下,能守住这条底线的校长已非常罕见。然而,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们,不仅守住了这条底线,更以他们的灵魂和骨气捍卫了大学的尊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中四人尤其值得称道,他们四人不仅是一所大学之校长,更是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他们是——
◎蔡元培:他践行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的的教育,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赋予北大新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青年。美国哲学家杜威说:牛津、剑桥、哈佛等校长中,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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