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节

前者以赞成功“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后者“授林牙、监修国史”。契丹国书的创制，应与王朝政治有关。国子博士、知制诰、监修国史诸职，是中原官名。这些都反映出阿保机的汉化倾向。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此处的“正班爵”尤非虚语，阿保机对其时契丹诸职的品级班列进行了明确规定。事实上，早在他称可汗期间，就已变现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太祖七年平叛后，阿保机“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游牧文化素贵壮贱老，所谓“省风俗，见高年”云云，当来自汉地传统。

神册年间能体现阿保机汉化倾向的还有两大事件。一是神册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后来的上京。游牧族政权往往并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帐，因为其中央官僚机构和全国性的经济贸易并不发达。如果单纯从行政或经济角度着眼，神册三年阿保机还未征服渤海，也还未据有燕云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属于皇帝私有，就是头下军州，契丹完全没有必要建立像皇都这样庞大的都城。那么，阿保机建皇都，就只能从礼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皇都与称帝一样，是阿保机采用汉地王朝的礼仪模式，来论证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同样表明阿保机汉化倾向的第二件大事是神册三年五月，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值得注意的是，孔庙列在了佛寺和道观之前。神册四年，阿保机“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这就说明，神册三年诏中的次序含有深意。《义宗倍传》记载了这份诏书背后的决策过程：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所谓“佛非中国教”，正毫无保留地说明阿保机心目中的模仿对象正是中原王朝。神册四年，他亲自去孔庙祭奠，同样表明了他的态度。

以上讨论说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机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汉式国家。与此同时，契丹权力中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韩延徽、康默记与韩知古为首的汉人幕僚群体，而且阿保机重用的契丹贵族中也多有汉化颇深者。那么，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国的疆域是否应当包括中原呢？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阿保机称帝后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

神册元年前，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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