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还不能够满足的*。周音韵想出国,她想要的我能理解。她毕竟是我女朋友,我纯粹是为了她去考g考托的,后来就拿到了cit的offer,其实那个offer并不好,那个老板是个印度人,大家都知道的,印度人用学生用得很狠。他招我是因为我在中国做的方向跟他的课题一模一样,他就是要我去给他干活。我不在乎工作有多辛苦,但是我不喜欢被别人压着干......后来,张老师推荐我去mit,那个老板是澳大利亚人,对学生很nice的,做的课题我也感兴趣,所以我就选择了去mit。”
“那为什么又不去了呢?”毕岚困惑,别的一切都不说,mit那边给五万美元一年,这边给的不到5万人民币。
卫旭解释道:“主要是我专业的问题,我是做隐形战机的,美国对这种专业有很多限制,要求defenceclearance(一个安全调查体系,跟国防安全相关。根据岗位所需的不同安全等级要求,调查各类身份和背景信息,包括工作信息、教育、旅行、居住、亲人、与外国官员的接洽和联系、各类俱乐部和协会的会员身份等,相当于中国的查三代,是否根正苗红),中国留学生即使在加入美国公民身份后,也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很多项目不可以做,很多数据永远都不会对我们开放。”
“我读博期间,几次去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国际会议,在那里遇到很多中国人。凡是在航空航天领域,无论是做导弹还是做战机,fbi都查的很严。很多人的门卡只可以进出他自己的那幢办公楼,而且只能进他自己的那一层楼,工作10年,公文包每天都要被检查,不要说笔记本电脑,连一张纸都不可以带出来,手机、家里电话随时都可能在被窃听状态。好几个人都有被fbi突击检查的经历——正在上班,fbi忽然出现在他办公室,叫他立即停止一切动作,检查他当时状态。......就是这样,还是这个不让做,那个不让做。”
卫旭叹了口气:“当年钱学森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吊销了参与他机密项目的资格证,他在美国无法继续做他的研究,所以才回国的。而我在中国,从我大四起,张老师就让我进国防部接触绝密级资料。不光是资料问题,我做课题要使用大型计算机,我用清华最好的那个算我程序,算一遍要2-3天,我还经常要修改参数,根本就没法干活。张老师让我到中央电视台用他们那个算天气预报的计算机,用那个几分钟就算完了,如果没有那台计算机,我出不了那么多论文。”
毕岚点点头:“那台计算机不给一般人用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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