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此时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继续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亲身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最后日本拉拢了美国抢先签订了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但也能从这些事情当中看出唐绍仪的爱国之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深受袁世凯器重,被聘任为袁士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在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团结争取了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认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应该推动。基于这种思想,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一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了唐绍仪。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
在南北交涉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对唐绍仪的高度信任,唐绍仪也对孙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孙、袁的斗争中袒护孙而疏远袁,使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民必须解决的问题。
唐绍仪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稳定为中心,在和谈中并没有把袁世凯的意思全部传达,而是先劝说袁世凯迎合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并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议和过程中一直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正因为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袁世凯之意,被袁世凯中途撤消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然而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袁世凯陷于较被动的地位。
在南北双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这样的谈判结局,在当时的情况来说,特别是对于急切盼望国家统一、实现民主共和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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