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已经到了极限,联系我的只有那根若隐若现的叫做“责任”的绳子,而此前我却未曾将其放在心里去过。
我甚至不敢去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或者是我到底该怎么样,所有的一切都曾在我脑海中疯狂的叫嚣着,而我无能去改变哪怕是些微的一点,所以我只好不去想,不敢去想。就好象过去那些曾经反复折磨着我的关于生存的意义生活的含义在我的脑海中突然偃旗息鼓,都变成了狗屁。我所能做的不过是等待一个生命的降生,其余的时间便坐在那里发呆。
我越来越暴躁,没人在的时候做白日梦,有人在的时候就大发雷霆,姐姐的产期不明所以的退后,顺理成章的躲到医院去,而我因为脾气过于暴戾又拒绝吃任何调节神经的药终于被医院撵了出来——“谁的关系也不行”——医生是这样说的,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杨一板”,每天中午十二点左右准时发作,男女不避,主治医生说我甲状腺壮大,要我打刺五加的点滴,被我怒目视之,懒得管我。
凌萧粟对我的状况很担心,自告奋勇到家来照顾我,而原本照看我的杜楚宁和间或来的穆梓沁乐得不管,据后来杜说,穆梓沁被我的不定期发作气得血压升高,很是吃了一阵降压药,当然,我对此不感羞赧,我又没请他。可对凌萧粟就不一样,我总也没有理由对这么一个任劳任怨又毫无干系的好男人发作,憋闷得我更加痛苦,由此看来人即便是在精神失常的边缘也还是懂得“因人而异”的。
凌的关心的询问都被我淡淡且不耐烦的“知道,没事的”打发掉了,他每每总想找个机会和我彻谈一次,而每每却只能看着我失魂落魄的脸叹气放弃。我猜我的木然已经在某个层面上把他的耐性也推到了极致,而这极致终于在某天晚上全然爆发出来。
起因很简单,他在半夜的时候醒来,突然发现蹑手蹑脚的我正在试图检查他的呼吸,终于意识到我白天的昏昏欲睡和暴跳如雷只是因为每晚都在重复着无聊的事情,睡眠不足而引起的。
是晚他不顾我的坚决反对,一定要把躺椅搬到我的房间来看着我,任凭我如何解释自己并没有得梦游症都不相信。第二天更是摆出了一幅长谈的架势要我去看心理医生。
“我有相熟的医生在这里。”他苦口婆心。
“我不去”,我依然固执己见,“原来学校旁边开了个大康心理症所,没去之前都好好的,附近院校去咨询的四个人全部自杀了,我才不要。”
“我朋友有国际认证的行医执照。”
“那不过证明他骗得人更多。”
气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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