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完整,建立了温病辨证论治体系。其后,薛生白著《湿热病篇》,对湿温病进行了深入研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将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进行辨证施治。也都对温病学说作了发挥和补充,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
在内科杂证方面,明清也有一定发展。喻昌《寓意草》中提出疾病发生与时代背景密切相连的观点,加深了对疾病发生本质的认识,故而提高了疾病诊疗和理论水平。林佩琴的《类证治裁》极为实用,熊笱著的《中风论》及尤在泾著的《金匮翼》对中风病的叙述,胡慎柔著的《慎柔五书》、绮石著的《理虚元鉴》对虚劳病的分析,卢之颐著的《痃疟论疏》对劳疾的认识,都可称之为内科专篇专著,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时,对血证的认识也有新的突破,王清任著《医林改错》,对瘀血证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创立了活血化瘀诸方,特别是为气虚血瘀所制益气活血之补阳还五汤更属创举,直到今日,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唐容川的《血证论》是论述血证的专著,对血证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并提出治血证四大要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医学传人我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中西汇通派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旧中国统治阶级的导向错误,不能正确引导中西两种医学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反而企图扼杀中医,严重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继承发扬中医学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的建立,使内科学同其他各学科一样,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内科学》统编教材的几次修订和使用,一些中医名家整理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著书立说,如秦伯未的《谦斋医学讲稿》、蒲辅周的《医案》、《医话》,任应秋的《论医集》都有一定的见解和发挥。1983年的“衡阳会议”和1985年的“合肥会议”对振兴中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