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某些专科医生和护士,以及有经验的戏剧界人士——演员、化妆师和舞台设计师。何以要包括这么多种专家,很难判断。反正照这位矮小的教授自己说,他已经招募了相当数量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些空额——这是与这行当的历史一样悠久的小花招——也已够一个相当规模的网了。
“在将军部下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说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需要这么多种不同才能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已处于关键时刻,因为最新事态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突破进入他们的指挥体系,弄清‘正义天平’的最终目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钱,他们是承担恐怖活动的雇佣军,完全为了钱。不过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突出的印象是眼下的这次活动与以往不同,是在准备一场很可能非常可怕的最后摊牌。
“‘正义天平’把这叫做‘丹尼尔行动’。主要目的是羞辱俄国总统和中央委员会,逼他们进行一次盛大规模的战犯审判,就像艾希曼案那样。当1961——1962 年阿道夫·艾希曼最后在以色列受审的时候,全世界都欢呼,把这次审判和以后的处决看作是真正的正义。他们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雷科接着说,“把约瑟夫·沃龙佐夫,一位前俄罗斯公民,逮捕押回俄国,将迫使克里姆林宫对他进行一次公正的最终的审判,因为他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俄罗斯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举行这次审判本身就会告诉世界,俄国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是认真的,它们过去积极或消极反犹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第一次参与此事是一天夜里有人给我带信,说战犯沃龙佐夫即将被捕押回俄国。这是在乔尔·彭德雷克在美国被绑架之前一个星期。”
雷科小心地叙述了“丹尼尔行动”的各个阶段,先是绑架,然后是“正义天平”的公开要求和期限。“我自然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行动的安排,”
他说,“不过他们在告诉我绑架即将进行的同时,要我准备随时出动。在事件向全世界公开之前,我已带好文件、机票、准备前往伦敦去同我招募的两个人取得联系,把他们带到赫尔辛基然后安全转送莫斯科。他们给我的信号是‘极限’。我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必须照严格的程序办事。”他仔细地看着邦德,接着又把目光转向纳特科维茨。“我收到‘极限’这个信号,是在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最后期限的第二天。我脑子里留下了两点鲜明的印象。我要强调它们只不过是印象,我提不出可靠的事实作证据。第一,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正义天平’在执行这一‘丹尼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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