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才对托派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再把他们称之为敌人了。这大概算是一种委婉的正名吧。
我问过父亲,他说:“是别人诬告的,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我,我没有理睬她。后来,她知道了我和孙力的关系,想拆散我们,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事后李克农告诉我的,组织上查明了是诬告。”
但时光不再倒流。后来,这个姑娘去了三斗坪,我的父亲去了豫东,从此天各一方。再见到时,我都已经出生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陪着父亲在庭院里漫步,月光如水。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用他浑浊的目光仰望那轮圆月,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
“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
爱情的失意与事业上的无奈交织在一起。他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那个晚上,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领袖亲自交代他任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晃,一年就过去了,毛泽东交给他的在江浙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今天,终于又听到领袖的声音了:自己是被个女人,而且是个托派,拖下了水,不管这个传言是真是假,足以使他心痛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竟会如此地捉弄着他,28岁的他,真的想不明白了。
但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三弟从家乡来了。三弟张灿明,也就是我的三叔。父亲曾写过信,要他和家乡的青年们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巧的是,他们一行遇到了父亲的挚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据说是在船上,罗见一群青年学生在唱抗日歌曲,凭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敏感,他去接近这些孩子们。当知道是投奔延安时,他好奇地问:“你们到延安找谁呢?”“找我哥哥!我哥来信叫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三叔当时天真地说。“噢!你哥哥是谁?”“张爱萍!他哥叫张爱萍!”后来成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魏传统夫人的刘超抢着说,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呢。“哎呀!太巧了,我是你哥哥的朋友。”“当真?”“当然,他现在就在武汉,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他去吧!”
罗世文、车耀先(注: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后来在重庆歌乐山监狱被国民党杀害。小说《红岩》中记载了他们的故事。“他们两人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牺牲是壮烈的。”父亲沉痛地说。
兄弟情同手足,一晃离家已快1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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