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什么时候最苦、最艰难？”

沉默……

显然，在这以前，他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回顾过自己的人生。

“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吗？还是在长征途中？”我试图诱导他。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表情凝重地说：“不！在皖东北，在九旅，在生你的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把在皖东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这段历史，看作是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呢？这仅仅是他个人特有的经历？还是深含着更大的全局上的背景呢？当年曾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是这样回顾的：“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毛泽东要深入敌后，抢占华中，蒋介石也不是傻瓜，更有甚者，他都联想到，华中一旦被共产党控制，即使抗战胜利了，他要再回南京、上海恐怕都困难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又说：“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注：《刘少奇自述》122页）父亲解释说，华中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和敌、伪、顽的斗争。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伪是汪伪汉奸，顽则是指专门和我党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叫顽固派。

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这个先敌抢占华中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刘少奇在《自述》中继续回忆道：“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但这时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但“还来得及补救”。可我们又“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注：《刘少奇自述》117页）

刘少奇在这里指的是又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说，我们估计日军攻陷武汉后将继续向内地发展，因此我们将着眼点集中于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南，而忽略了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现有的敌后广大地区。他的这个结论和我父亲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刘继续说，一直到1939年冬，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在河南发展不可能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去。但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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