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部分

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但现在我很绝望。我想不通，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租界里的英国巡捕房，流血负伤不下十几次，不论怎样困难，我从未流过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都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注：本书第一章有详述）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有一首歌，唱的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是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就非置我于死地呢？”

无论这个故事讲过多少遍，偶然碰及到这个伤口，我们全家人，讲的、听的，总会是泣不成声。

3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从1966年下半年始，家里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因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问题而背上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在部队这样一个思想、纪律、言行高度军事化的集体里，我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连队也没有整过我，只是上面经常会问到我，看到连长、指导员及周围的同志们因为我而如临大敌，我时常会歉疚。我总是自觉地按他们的要求汇报思想，说到伤心处往往眼含热泪。连长赖子英是个武夫式的军人，见不得别人伤心，赶紧打断岔开。政工人员相对就冷静得多了，告诉我日记信件应该主动交给支部，以示自己对组织的坦诚，组织对每一个愿意革命的同志还都是一视同仁的。家里寄来的信件很难得再收到了，也不知是投递的差错，还是有别的原因，没有根据的事不好瞎说的。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成了个珍稀动物，除了受到特别的关照外，我不再有同类。家在千里之外，渺无音信，我常一个人坐在营房边的山坡上，望着落日。

父亲早些时候曾给过我一封信，是写给温玉成的，温是广州军区副司令。父亲说，其他人都不太熟，如果真的有什么难了，拿着这封信找找他，看在老战友的情分上，或许能帮帮你。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岌岌可危的处境。信上说，目前每个人都在接受考察，在考察中把子女牵扯进来加以责难，是不大妥当的。

他已经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预感到什么了吗？

我来到军区司令部大门。

我曾多少次进出这里，但那是执行任务，而今天怀着个人的希求，以戴罪之身偷跑出来，我难免惊恐。我被盘问，说是找温副司令，一个电话打进去了。好长一会儿，回话说，温玉成副司令到北京开会了，先把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