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部分

不懂呢？”我恍然领悟，推上自行车就走，临出门，他还叮嘱了一句：“别忘了带条烟！”

老安热心地带我们张罗着，我和妈妈、弟弟在另一间屋里默默地等待着他们吃完。临走，他们相互商量着说，这些破家具还拉回去干什么，干脆都给他们算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应酬。

“文革”让我这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从世界革命的热情中慢慢地沉寂下来，沉寂到了世俗的平民社会。“文革”使我终身受益，学会了在逆境中生存。

后来我被安排到了工厂。我的身份是“可教子女”，这是“文革”时期的一个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针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资本家、右派、走资派的孩子们提出的一项政策。厂里还是挺同情我的，鉴于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因此还担任了“可教子女”学习班的班长。我们上午检查批判自己，下午在工地劳动改造，劳逸结合。同班的一些资本家、地主的孩子对我说，你是幸运的，你爸终有解放的一天，可我们呢？永远没有希望。难道真的就有天生的贱民吗？看着这些和我一样戴着红领巾长大的青年工友们，他们的话，对我不知是安慰还是刺痛。

“文革”结束，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扣在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头上的帽子。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转瞬间，1970年的春节要到了。北京阴霾的天空飘飘洒洒地降下瑞雪，父亲被关押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了。他在哪儿呢？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吗？前不久有传他狱中肝病发作死了，我们不信，但又怕信，这么多年了，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为什么单单是传说他因肝病而亡呢？他在60年代初的确是被怀疑过有肝炎，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死，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比较熟知的人中，刘少奇死了，贺老总死了，许光达大将死了，薄熙来的妈妈死了，陶勇夫妇都死了，刘小弟的父亲刘彬（注：刘彬，冶金部副部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弟弟）也死了……

这一天，来了一群着国防绿的军人，他们交过来一包衣服。是父亲的！他在哪儿？为什么带回这些？来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签字！”他们拿了收据转身齐刷刷地走了。

这是一包发霉腐烂的脏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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