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衫已经变黑,千疮百孔。妈妈含泪整理着,我们尽量找好话来安慰她。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缝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纸卷,是爸爸带出来的,再找,又翻出来一些,总共有20来卷吧,都是写在报纸的白边上的,大小不一,我们一幅幅地拼起来,慢慢看懂了里面的意思,这是一篇《绝命书》。我把他抄录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全文如下: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20天爬在床上写了25000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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