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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结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由当时的政治部领导出面,亲笔写了《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的报告,对专案结论提出质疑,要求推翻并重新调查。“文革”结束后,这个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单位领导人意图写的。
这样就有了第二轮调查。由于在四川老家没有找到张爱萍的历史疑点,专案组决定调整方向,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寻找疑点,进而倒过来否定张前期的历史。1967年10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并随即否定了几个月前证明张爱萍确系党员的结论。于12月1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但是,怎样才能推翻由他们自己花费了4个月时间取证来的事实呢?
专案组重赴四川。有电话记录表明,专案办主任多次通话部署:要“抓住牟仲宇这个重要线索”。
牟仲宇是谁?达县地下党当时的三位领导人:张鲤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张、戴是张爱萍的入党介绍人,相继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牟于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在前两次走访时,牟都向专案组提供了张爱萍1928年已是党员的证词。
这位专案办主任不愧是搞专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这样有过被捕脱党经历的人,腰板是软的,逼他写个假证词是不会太难的。
1967年12月27日牟再次被传唤。在此前,专案组在达县到处张贴打倒张爱萍的标语,并把批斗的照片和有毛泽东、林彪圈阅的隔离反省的批件给牟和他的家人看。这时的牟,已被收监。于是,在现存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真是下笔有千斤啊!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不记恨这个曾经入党又脱党的老人,蝼蚁尚且贪生,区区一条生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有了这个证言,于是立即发生了1967年12月26日对父亲的逮捕关押和28日的第一次审讯。专案办副主任亲自审讯,他问:“如果有人证明介绍你入党的人不是党员,怎么办?”以牟的证言,逼父亲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工作日志记载,前后用了7个小时。1968年1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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