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部分

生活的人们听起来刺耳的这些声音，对父亲这个洞穴中的人来说，成了他排解孤独的最好方式。他说，附近的那个喇叭自称是“东方红人民公社广播站”，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文革”后我们查到他当年被关押的位置。父亲回忆说：“一天，我突然听到喇叭里高喊打倒什么人，听不太清，好像是我很熟悉的什么人，谁又倒台了？我又发现看守的小战士在屋外写什么，是当时很流行的大批判稿，一边写，一边嘴里叨叨咕咕地念着打倒……送饭时，我问他，你在批判谁？小战士说，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嘛！”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1968年3月24日。我可能有希望了。”

1968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万余名军队干部。林彪宣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我是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大会的，所以我无法记述当时会场的实况。但我在左派队伍里的朋友神秘地告诉了我一切：谁倒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其实，就在开会的同时，打倒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大字报就上街了。这就是“文革”中的“三二四”事件。

求生的欲望又一次燃起。

父亲回忆说：“我已经死了的心，又燃起来了，毛泽东还是不允许这些人胡作非为的，党中央还是能看见发生的这一切的。”

我看到了父亲在1968年5月8日和7月13日写的两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8个月了！革命40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时时辱骂，有时还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

他一句一个惊叹号地写着。

之后，他又写下了长达2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在上海治伤，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他又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

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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