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部分

消减经济发展的指标；回归到生产队为基础；颁布执行《工业七十条》。“高速度”和大跃进被否定了；“一大二公”被否定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也被否定了；更不用说包产到户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动摇了。

现行政策和理论根基的冲突，导致了更为深刻的危机，在表面困难解决的同时，中央领导层的分歧被激化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

这次邓小平领导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又重蹈覆辙。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一定会突破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理论架构；而清除派性，就必然触动“文革”左派集团的根基。正是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好转，正是卫星上了天，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普遍质疑和否定。

毛泽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的愤怒终于被点燃了。在左的指导思想还不可能纠正，一系列左的理论还没有系统清理的条件下，1975年的这场大戏，只能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说：“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7　困兽犹斗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老百姓习惯叫它红头文件，明确指出：“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从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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