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科技的发展,武器在更新,作战方式在变化,我们究竟该怎样准备战争?
“这就摆出了个问题:不仅要研究今天的战争,更要研究明天的战争。早打、晚打,对战争准备来说,是大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被眼前的局面所束缚,那我们就无力发展。不忘战备是对的,但战争并不是就迫在眉睫,我和杨勇同志就多次说起过。当然,他们有压力也是实在的。”
后来我知道,他的这个思想,曾在军委多次谈过,只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利害关系自然也就不同了。军委副主席张震当时任副总长,我在他领导的部门工作,记得一次张震见到我曾说过:“你爸爸说得对,军队建设怎么搞,核心是先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前两年我和哥哥去看望张震,他拉住我们兄弟俩的手说:“你们的爸爸不在了……”他又说:“你爸爸是很有眼光的,他对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是卓有贡献的。毛主席提出‘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你爸爸他说‘我是打什么仗搞什么武器’,这就是着眼于客观,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他抓武器装备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创造。”
90年代,和父亲回忆往事,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为什么我会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因为我在军委是分管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的。既要考虑到国民经济实际的承载能力,又要满足未来作战对武器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所以,必须要求我对未来战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或者说,没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思考,要你统帅部干什么?”
新的战略方针的诞生,冲破了多年来军事思想的禁锢,成为新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第一次突破。但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战略方针的修订,势必带动和影响国防建设的其他领域。加之许多领导同志都相继发表了以苏联卫国战争为参照背景的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学术性文章,在这种氛围下,各个相关领域制定和实行的规划、方针,不可避免的带上大打、早打的全面战争的背景,这就使本身已经捉襟见肘的国防经费无形中面临了更大的压力。
一直到1982年新一届军委成立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个以苏联二战模式为框架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宏观构想,将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