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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82年新一届军委成立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个以苏联二战模式为框架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宏观构想,将会给各个领域带来多大的挑战。训练领域提出了在8个重要方向上陆续组织大演习,而每次演习都将是几个亿的花费。国防工程的费用就更大得惊人了,在战略战役的浅近纵深内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在各个可能的作战方向上囤积强大的反突击预备兵团,这就使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国防工业面临一个更为吓人的数字,要储备上千万人份的武器装备,不用说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几年的装备费都给它,恐怕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虽然这一切并未完全付诸实施,但足以使处于军队建设二线的同志感到压力了。
父亲回忆时感慨地说:“当时很难说服那些同志,谁上来都是要的越多越好。我给他们说,储备这样多的老式装备,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搞得自己无力发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经验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观念、知识、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浅且狭隘,所以管你什么破铜烂铁都拿来凑数。当然,他们确有实际困难。但问题在于决断。说到底,不在下面,还是出在军委,不敢拍这个板嘛!”
军队面临巨大困难,计划中的“803”演习停止了。我们原想缓口气也好,明年继续干,但紧接着,杨尚昆又亲自叫停了“804”演习,然后,无限期推迟了“805”、“806”、“807”……军队建设走进了一个转换时期。
在当时,战略研究还是个禁区,不像现在,战略论坛、战略协会,打开互联网,比比皆是。记得当时全军只有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战略学纲要》,还是未定稿,通篇是诠释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只有最高领袖才有资格考虑战略问题,对未来,领袖早就替我们安排好了,一般人只有学习、理解和贯彻的任务。所以,在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到,父亲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军事战略的层面,涉及到了国防发展战略的范畴。
但在最高统帅部和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的领率机关里,活跃着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改革观念的青年军官们,通过每年例行的战役训练和演习,以及战役理论研讨,把我们这帮青年人联系汇集在一起。其中许多人现在已经走上了我军高层的领导岗位。当我把和父亲的谈话告诉同志们时,立即引起了共鸣。同志们认为,仅仅满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的更新,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战争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持,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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