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的、范畴更大的国防发展战略提出来了。它涵盖了作战指导和战争准备;涵盖了军队建设和国家国防力量的建设和发展。它属于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这在当时,无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领率机关,都应该是个新的课题。
其实,对战争形势的判断,邓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说法。1980年对来访的外国人谈起,说是5年打不起来;不到1年,他又说,我看这个仗,10年至20年也打不起来;后来他又提出更长的时间预测。这对“文革”以来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提法,应该说在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但遗憾的是,虽然他已经实际上是军队最高领导人了,但他这些重要的结论,当时只是作为外事工作动态性文件和讲话在高层机关传阅、传达,并没有形成对军队建设具有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以及派生出一系列相配套的方针、政策。
我们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
“长期以来,我们在战争形势的估计上,把战争的可能性扩大为现实的危险性,在工作指导上,模糊了具体战备计划和随时准备打仗的军队使命的界限,致使军队建设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状态。……目前应该抓住国际上出现的有利的和平时机,把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坚决果断地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增强国防实力,迎接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军事领域的变革,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
我向父亲提出,请他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军委研究。但父亲不愿意,他说:“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说的已经太多了。”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潜藏着什么难言。但想想也好。在这之前,《动态清样》登载了建议的基本内容,并分送给政治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没想到,这竟招惹来不少麻烦,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上面传出话来,什么人在这里瞎发议论!后来还是父亲在这份清样上批了句话,才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这些年轻人的精神?”
也许看我为难了吧,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军委几个同志要在北戴河碰碰,然后回来参加八一招待会。全局性的工作是杨尚昆负责,要他听你的长篇大论,火车上倒是个机会。
7月30日晚我特意赶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挤上了返回北京的军委专列。我先找杨小二,他很热情,马上和他爸说,我们的战略家来了,要找你谈话呢!杨尚昆说,你爸爸告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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