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极端的服从公民才能完全的自由的情形是非常不幸的。斯巴达就是这样。至于你们现代人,你们没有奴隶,但你们自己就是奴隶;你们用自身偿付了你们自由的代价。你可以吹嘘你们的偏好,但我在其中只看到更多的胆怯而不是人道。
我并不是说奴隶制是必须的,或蓄奴权是合法的,因我已证明了相反的结论。我只是要说明为什么古代人不需要代理人而自认为更加自由的现代人却需要代理人。无论如何,一旦人民为自己找到代理人,它就不再自由;不再存在。
考虑了以上种种,在现代世界上,除小的共和国以外,我看不出主权者如何还能行使其权利。但如果一个共和国很小,它会不会被颠覆?不会。我会在以后论述【原注2】如何能够把小国的易于管理与良好秩序和大族人民的外部力量结合起来。-------【原注1】为适应寒冷的国家,东方人的奢侈和柔软使他们期望给自己以锁链,并比东方人自己更不可避免地顺从锁链。【原注2】我想在此书的后继著作中讨论这一问题,在处理外部关系时我想到了联邦的课题。这一课题相当新颖,其原则还未曾阐明。【译注1】lictor,古罗马公共场合下在官员前手持法西斯权杖(fasces)的小官。
《社会契约论》第三册第十六章
政府组成不是契约
立法权力一旦建立起来,下一步就是建立行政权力,后者要通过特殊行为运作,因而是和前者完全不同自然分开的。如果主权者能够拥有行政权力,法律和实际就会互相混淆,也就无人能够区分什么是法什么不是法,如此堕落的政体,很快就会成为它所要防止的暴力的受害者。
依社会契约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可以提出大家应该做什么,但没有人有权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要做的事。正是这一给予政体生命和行动的权利,主权者在组成政府时将之授予了统治者。
有些作家声称构成政府的行为是人民和所选择的领袖间形成的契约,规定了一方的责任是命令而另一方的责任是服从。我确信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契约方式。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
首先,最高权威正如它不能放弃也不能被改变;对它的限制也就是对它的毁灭。主权者把一个更高权威放在自己之上是荒谬而自相矛盾的;假定这种对主子的服从义务,人民也就恢复了自己原有的天然自由。
次之,显然这种人民和某些个人间的契约是特殊的行为。从这可以导出,这种契约不可能是法律或主权的行为,结果,它只会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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