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铁骨的汉子,他在这样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够忍耐着巨大的伤痛,一面劝慰母亲:“妈妈我们家……家去!”一面自己走回去了。那个军官只用二十块钱就算了结了命债,孝顺的三儿尽着自己最后的力气,睁开了眼,把这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来的二十元钱交给了母亲:“妈妈给你钱”,就瞌然长逝了。
与三儿命运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说《最后的安息》里的童养媳翠儿,这也是一个生长在城近郊区的农村苦孩子,她的厄运倒不象三儿那样是来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来自没有文化的凶恶婆婆的虐待与蹂躏。可怜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们的毒打和烫伤,最后竟被打死了。不过冰心对这个翠儿,抱的主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小说中的另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儿惠姑,家境、性格、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诚地同情这个小女伴儿的命运,她劝父亲把翠儿买下来,带到城里去。然而这种同情总带着一点儿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对三儿那样,同情之中,还带着几分赞美,几分敬意。
在这类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中,发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报》上的《还乡》,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的疾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长大,从来也没有到过她的祖籍福建省长乐县乡下。但她在《还乡》这篇小说里,却生平第一次地描写了她的故乡,描写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她的族人所过的那种极为痛苦的生活,以及他们那种因循守旧,呆头呆脑,不思变革的生活方式。作品描写了一位读过书,到过外国,被人们称为“洋翰林”,年纪轻轻就当了局长的人物以超,被族人请回老家认本家,拜祠堂,以向邻村显威风的故事。
熟悉谢家历史的人都知道,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就是一位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谢葆璋的祖父也象作品中以超的祖父一样,是“因为饥荒”,才“逃到城里去的”。在冰心自己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她的父亲被族人请回故乡一事,可见这篇小说的人物以超,是以她的父亲作模特儿,而这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和情节,是以她父亲返回故乡祭扫祖坟一事作为构思的依据的。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的产生,来源于谢葆璋口述给女儿的返乡回忆:
我记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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