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1920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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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的故乡》
冰心是想借着这个故事,写出我国南方一隅的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连妇女孩童都是终年忙碌,遇见荒年,竟有绝食的时候。至于医药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听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怜他们,眼泪几乎要落了下来。”同时借着这个故事,写出农民们思想上的落后与保守:当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把辫子剪掉(这已是辛亥革命以后了),他们却答以:“割辫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作遁词,不肯剪;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让自己的子弟们去读书,他们却答以:“我们庄稼人,念书是没有用处的,地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栽些树木,他们又答以:“一位地理先生说过的,栽些树木,便破了风水了”。这些人的生活很苦,生老病死,都听之于天命,但却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这使对他们的困苦怀着悲愤的同情,而对他们的愚昧又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的以超,十分的矛盾:“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显得荒凉不堪。
以超默默的抱膝坐着,回想还乡后这一切的事情,心中十分懊恼,又觉得好笑。一转念又可怜他们,一时百感交集,忽然又想将他的族人,都搬到城里去,忽然又想自己也搬回这村里来,筹划了半天——一会儿又想到国家天下许多的事情。对着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墓树底下,坐到天明”。
这种令以超又可恨又可怜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恐怕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国的农村,即使是在中国的城市,这种愚昧和保守,也仍旧是普遍地存在着。
在开明的父母亲的薰陶和教育下长大,自己又在中学和大学预科学习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本人又曾立志当一名医生的冰心,她在群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处于愚昧的状态,相信迷信、相信占卜的风气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家庭生活之中的时候,却写了一篇歌颂科学、歌颂西医西药、肯定精神因素对于人的生理机能会产生影响的小说《骰子》。
冰心在这篇小说里,借用了一个老太太的病情,从沉重到康复的简单而又简单的故事,说明了相信迷信占卜的坏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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