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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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李鸿章之保荐

《天津条约》定后，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袁世凯亦随营归国。当束装时，遍交韩之事大派，如执要政之金允檀、金炳始辈，皆与订莫逆交。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迩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故袁虽归，其心仍恋恋朝鲜。及归，一面交李鸿章左右亲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将韩事条陈于李。今择其要事数则于下：

（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

（二）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今驻兵全撤，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

（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

（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

李鸿章像袁世凯以上之意见，颇为李鸿章赏识。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达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嘱李鸿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对，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奏达清廷。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并加三品衔。

“（光绪）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并饬使至西国后，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等语，辞意甚为逊顺。臣复加筹度，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请由中国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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