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期抵达天津，做好准备再将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携带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由同盟会的郑毓秀专程迎接他们。此时的郑毓秀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廖仲恺特别写信给她，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活动。

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谈了他们的计划，又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郑毓秀凭借她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邀请了一位追求她的西欧外交官和她一同去往北京。1910年２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这位西欧外交官帮郑毓秀提着她装有炸弹的行李箱，她则挽着外交官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巧妙的躲过了车站警察的检查，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他们将从欧洲访问返京，准备再车站投掷炸弹将其炸死。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了这一暗杀计划。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作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女